王毅：智库的春天已经来临
2014年2月28日 中国日报网
中国日报网讯(记者 赵金鑫)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将智库发展视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中国日报网连线中国梦三五战略工程组委会执行主席、北京拓维研究院院长、首都高校博士团团长王毅。王毅表示，智库时代已经到来，智库春天已然来临。
全国三五战略工程组委会执行主席王毅
一、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提出的时代背景与学理依据
智库，Think Tank，也称“思想库”，即智囊机构、智囊团，是指由专家组成的多学科的，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机构。智库是一个国家崛起不可缺少的力量，代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智商和高度。美国因为兰德公司而纵横国际几十载，欧洲因罗马俱乐部成为世界第二极。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大而不强。随着改革的难度日益加大，社会迫切需要系统的解决方案，时代呼唤智库尤其是新型智库的产生。
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将智库发展视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他作出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批示，指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形势的发展,智库的作用会越来越大。要高度重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这对新时期推进新型智库建设提出了新命题。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章节的“协商民主”中指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明确了新型智库在民主统一战线上中所发挥的独立智囊作用。
为什么中国现在要提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概念，里面有其深意所在。集权的政党系统是一个运行良好的执行系统，其执行力在所有的体制之中是无以伦比的，令行禁止，这是优势，但也带来另外一个劣势。就是一旦决策错误，其代价是无比昂贵的;而一旦环境改变，也就没有任何的应对能力。上层所没有的东西，尤其是架构性、方向性的东西，在体制内都是没有的，因为这个体系更强调的是贯彻而不是创新，逾越雷池的人将视为会触犯体系的规则，不被重用甚至会被惩罚。这种执行体系带来稳定性，但是会带来僵化、无法应对复杂问题，无法应对环境变化。改革开放初期，靠领导人的智慧以及一些智囊人物，就是设定时代走向，并取得不错的效果，因为只要激活一个市场要素就足以使中国取得长足发展;而在改革三十五年之后，我们的家底已经足够丰厚，而且整个系统的复杂性增强，整个社会也讲求“五位一体”的协调发展，我们已经经不起任何的颠覆性的错误，这时仅仅依靠领导人的智慧和专家就远远不够了。“专家治国”时代必须要向“智库治国”时代转变。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之所以强调“中国特色”，就是必须与中国的集权组织形成补充，但是又不能够危及到中央政府的统治;新型智库之所以“新型”，就是必须要在“执行系统”之外有一个平行的系统“研究系统”，其与整个“执行体系”不是隶属关系，而是完全独立平等的关系。正是因为这种“执行体系”的一元性，使其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和超巨复杂系统的挑战，这就需要新型智库来提供备选方案。这就是管理学上所说的“双型组织”，执行组织(正式系统)和研究组织(非正式组织)必须要完全加以区分，二者承担的功能不同、互相补充，这种结构是一种开放的可面对未来的结构，系统论上称之为“混沌边缘”，也就是由正式系统来保持稳定性，而非正式系统则是保持创造性，如果时机合适，非正式系统所产生的思想可以进入到正式系统之中，从而形成有效的补充。这两者之间要保持一种平衡，正式组织太强则会削弱应变环境的能力，而非正式组织太强则会使社会混乱，所以在这两个之间必须要保持高度的文化共识，使这两者“和而不同”。
所以这就导出了智库的功能所在，首先是独立性，财务独立、身份独立和思想独立;其次是前瞻性和原创性，必须能够前瞻到问题所在并进行原创的设计。而智库在政治上必须保持中立性，不能越位，不然反而会反侮于正式系统，而破坏系统的稳定性，必须既有思想上增加活力，而在行动上则添加整个系统的稳定性。
2011年底，在2012《财经》年会中，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百岁老人科斯在会上发表视频致辞。他说我有重要的话要对中国说，“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科斯的话一语道破了中国经济乱象丛生的根源——缺乏思想市场。可以有理由推断，这位德高望重的大师的观点得到了高层的极大重视，这两年来对新型智库的反复阐释，也是在隔空回应科斯的忠告。
二、智库时代到来的标志：环境条件和先行探索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这预示着智库时代与智库发展春天的到来。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三个“春天的时代”：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意味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春天”的到来，标志着一个经济改革时代的来临;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意味着“中国和谐社会的春天”的到来，标志着社会改革由此拉开了序幕;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意味着“中华民族复兴的春天”的到来，标志着一个全面深化改革时代的来临，这也同时意味着“中国智库发展的春天”时代的到来。中国社会，也将从专家治国向智库治国方向发展。
所幸的是，以北京拓维科学研究院王毅院长为事业领袖、以首都高校博士团核心团队成员为骨干的拓维智库，十五年来参与并亲手打造了三个“春天的故事”：
1998年10月，为探求福建在对台前沿平台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作为时任国务院机关媒体省部领导访谈记者的王毅，在对时任福建省长的贺国强进行深度访谈后，激情满怀地写下了《这里，演绎着春天的故事——福建省省长贺国强访谈录》，从而开启闽台研究的春天；
1999年至2001年，王毅记者又对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进行了数次深度访谈及闽台非公经济调研后，正式形成了《海峡战略三部曲》的战略构想，从而开启了“海峡战略研究的春天时代”；
2002年至2009年，为寻求海峡战略的破题，王毅记者成为王毅院长，果断突破体制障碍，成立北京拓维科学研究院，接受福建等沿海省市政府的委托，多次组织首都高校博士团开始进行海峡西岸经济区和海峡经济区的总规研究和专题研究，期间得到了时任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和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张高丽等的大力支持，并于2007年亲自策划撰写《在海峡西岸画个圈，迎和谐社会之春天——关于在厦门、闽南及海西分步设立全国综改区和对台特区的政策建议》等全国两会议案提案并组织50多名闽籍全国两会代表提交，最终得到了温家宝总理等的批示并最终上升为国家战略，从而开启了和谐社会与台海交流的 “三和(对内和谐、对外和平、两岸和解)春天”的帷幕。
在10多年来海峡战略及相关国家战略研究的基础上， 2010年至2013年，拓维智库自主设计并原创研究了一个国家级战略工程项目——中国梦三五战略工程体系，在前瞻指导层面，前瞻了生态文明的“三重和谐”和十八大的“五位一体”总体战略布局体系整三年，并推出了一系列的量化指标体系和践行案例，其中很多市域试点案例已落到项目规划和招商引资层次，涉及到总规研究、政策高层沟通、产业规划、城市品牌运作等政府全产业链一体化综合智嚢服务，从而实现了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效益的共赢并进、务虚和务实的高度融合和无缝链接；在社会层面，调动了国家多个部委直属机构及国家一级社团共同发起参与，并于2011年在山东胶东半岛等地区成功进行试点，且已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视野；在理论体系构建层面，《人类新文明宣言》、《中国梦与文化强国三部曲》 、《中国大转型：人类新文明坐标下的中国梦体系构建》、《三爱五福：生态文明时代的全球伦理价值总纲》、《三五战略：未来十年中国发展方略》等相关理论专著及实践成果目前拟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等结集出版，并于2013年12月在北京大学召开了“中国梦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研讨会”，目前作为中国梦顶层智库的拓维智库正着手向全国省地级城市推广，进行中国梦区域试点与海峡智库基地的构建。
回首拓维智库的十五年成长史，不啻于中国思想智库市场的一部启蒙与发展史。这是否意味着，在2014中国深化改革元年之际，“中国智库时代春天”已经悄然来临?
智库春天的来临既得益于整个环境条件，又与智库领域先行者的探索有着莫大的关系。
(一)环境条件的成熟
具体说来，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的成熟使智库的发展迎来了春天。
第一，国家需要顶层设计，顶层设计需要顶层智库。随着中国改革事业逐渐由浅水区改革向深水区改革迈进，改革的复杂程度和难度逐步加大，以往摸着石头过河的单兵突进式改革方法不适宜于深水区改革的需要。国家迫切需要顶层智库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顶层设计，通过架桥铺路的方式对中国问题进行系统诊断，然后拿出一整套的系统解决方案，改革的难题与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第二，通过反腐倡廉等瓦解既有利益格局，让渡社会空间。新一届政府班子上台之后，以前所未有的勇气推进改革事业，敢于突破固有利益的藩篱。虽然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但习近平总书记与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来推动改革，这使传统的一官主导的社会格局出现松动的可能，各种社会力量有发展的空间，知识分子与财富精英与体制的脱钩成为可能。
第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各个层次的人才和学科准备。改革开放以来在西方科学思维范式的指导下培养了一大批的知识型人才，这为智库的发展奠定人才基础。智库时代不是智者时代，需要的是一群人的智慧而不是一个人的智慧，库也体现出群的含义。在核心智者的引领下团结一大批不同学科背景的知识人才，通过持之以恒的研究才更容易出成果。
第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需要。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们依靠劳动力与资源的优势迅速切入全球价值链，通过加工贸易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但这种传统的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使环境难以承载。中国面临资源日益枯竭、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的局面。如何实现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型的转变，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寻找下一个能够引领中国持续增长的经济点是摆在中国面前的大事。寻求发展的转变离不开对中国的系统诊断就离不开智库的智力支持。
第五，在全球民主化浪潮的影响下，社会多元力量局面逐步形成。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契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就需要政府简政放权，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注重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形成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三元力量并举的局面。智库作为社会力量的组成部分，在影响政治决策发挥民间社会力量作用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智库先行者的探索
但这仅是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如果没有智库领头羊的出现，这一切将永远是可能。这牵扯到可以超越传统并摆脱西方定势的彻底创新，必须根植于最深刻的中国问题，并牵扯到中国的知识体系构建。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已经积累了那么多的专业智库(高校)和项目智库(咨询公司)，但是2011年时科斯还依然指出中国缺乏有效的思想市场，中国的智库产业依然没有形成能够真正的引领国计民生的大气候，这一切与公用空间内顶层智库的蛰伏有关。
思想市场的形成需要一批真正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人格”的学者，需要对整个时代的深刻了解和洞察。中国改革三十年来高校系统，以及继而产生的咨询类机构为思想市场的产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是不得不说的是，尤其在人文社科领域，我们依然有着很深的禁锢，不仅仅是在唯上，还有唯西方，唯传统，能够立足于中国国情进行创新的机构少之又少，所以中国的知识体系依然处于“有学术而无思想”的状态，而导致整个知识分子难以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这不仅仅是知识分子个体的犬儒化，还有其整个的精神气度、研究成果等不足以赢得社会其他界别的足够尊重，无法解决真正的大问题，而且相互之间的可替代性很强，这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处于附庸被收买的地位，真正意义上的智库尤其是顶层智库更是无从谈起。
真正的顶层智库必须既有传统文化的深厚濡养，又有西方的学理训练；既有思想理论的创建，又有实践的贴近和政治沟通的成功经验；既有关于人类新文明的前瞻研究，又有对中国现实的深刻洞察。顶层智库还必须是源智库，必须能够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处，贡献于人类的生存发展的永续性问题，必须既有所发现，又有所发明，也就是在人类文明的源流上增添新时代的精彩，在永恒价值之上必须能够根据时代特征推陈出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中的顶层智库还必须致力于解决中国最深层的问题如台海问题、信仰危机、钱学森之问等等，坚持不懈地进行跨学科研究，最终形成可直接转化为政策的一系列成果;同时，还须关注全球公共问题，在人类新文明的视域下考量中国的出路。毫无疑问，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将会在中国社会的转型升级与“中国梦”的实现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这样的智库才能真正地超卓，才能够引领时代，指导政治，才能够挺起胸膛来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从而与政治和商业三足鼎立、并驾齐驱。
可喜的是，中国式源智库—拓维智库经过十五年的探索已经形成了顶层智库的系统架构。2013年12月30日，“中国梦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研讨会暨首都高校博士团十周年回望”在北京大学召开，与会嘉宾就中国智库尤其是顶层智库的构建、中国梦与中国社会平稳过渡、钱学森之问与中国知识体系构建等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首都高校博士团团长、北京拓维研究院院长王毅作了《智库的春天：中国梦的体系设计与中国顶层智库的孕育——以拓维智库的成长与成果为例》的主题演讲， 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国家发改委宏观院等6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该研讨会， 与会者以中国式源智库拓维智库十五年与首都高校博士团十周年的探索为案例进行了深入研讨。
“中国改革需要顶层设计，顶层设计需要顶层智库。”王毅指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包括顶层智库、专业智库和项目智库三大组元。经过拓维智库十五年的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构建有三个“三位一体”：三大特性(独立性、原创性、前瞻性)的三位一体、三重构架(顶层智库、专业性智库、项目智库)的三位一体与三重角色(理论研究、社会推动与产业运作)的三位一体。这是拓维智库历经十五年、首都高校博士团历经十年形成的系统成果。
十年磨一剑，拓维智库暨首都高校博士团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和中国梦顶层智库的领头羊地位得到了国内一流专家的广泛认可，中新社、人民网、新华网、香港文汇报等国家级权威媒体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度报道，国内外数百家媒体进行了转载，“中国式源智库”和“顶层智库”一时成为“热词”。这标志着中国顶层智库已经浮出水面。如果说，美国因为有了兰德公司那样的顶级智库而使美国经济领先百年，那么，祈愿中国因为有了拓维智库这样的顶层智库能使当今中国的转型，在治与乱、改与变之间能有一个可预期的朝向。
为此，我们宣告：一个新的时代，智库时代已经来临了!顶层智库、专业智库与项目智库一起将会一起构成完整的智库生态系统，从而，使中国的“思想市场”能够真正活跃，为中国式民主而献计献策，真正成为中国的智商与良知，成为中国软实力崛起的有效倚峙。
顶层智库的浮现必将盘活现在零散、各自为政、低水平竞争的智库产业，向上真正为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提供系统决策咨询，向下真正为市场力量指点关键迷津，居中促进知识阶层的真正独立。一股真正的第三支力量产生了!
三、智库时代所带来的社会权力分化与转移
当今是社会的结构对比是政府一股独大、商人是附庸，而学界则是奴仆。政府的“简政放权”是大势所趋;随着非公经济由“基础”作用变为“决定性”作用的定义，整个商人阶层的独立成为了可能，由三十多年的“身份独立”，逐步“精神独立”。而学界随着“智库的春天”的到来，知识阶层的独立也成为了可能，其有望摆脱“文奴”的地位，而与其他两个阶层平起平坐。由“一股独大”而“三足鼎立”，中国社会的稳定性和均衡性将会得到极大地增强。
我们一直在主张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而智库则是社会力量的卓越代表。随着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那么谁能享受智库发展的成果，成为新时代的弄潮儿呢?一种是敢于发人所未发，位于智库系统内的对整个国家有深刻洞察与深沉忧思的人士，他们敢于献身时代使命、推动新时代的到来。他们如傲雪的寒梅，在酷冷的冬季守候着春的脚步。他们如疯子一般能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时代机遇，他们又如傻子一般地坚守和执着，所以他们以前看起来像“笑话”，后面会变为时代的“神话”。还有一种是跟随这些智者的进入不了体制内的人，这些社会的边缘人士因为体制的固化而不得不选择在体制外，他们意外地捕捉和跟随了这个机会。最可怜的是那些明知道政府向社会放权削弱自身利益还义无反顾的进入体制的这些人，他们不然会随着体制的无法维系而成为牺牲品，不然会随着体系的内部改良而承受着超常压力。
如果说改革开放的前三十五年是市场的春天，那么现在我们遭遇的就是智库的春天。如果前三十多年的改革造就了一大批敢闯敢干的“土豪”，那么智库时代就会造就一大批拥有大格局的“士豪”。三十五年前，“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爱拼才会赢”，第一批洗脚下田的农民成为改革开放的获益者;那么三十五年后，智库的春天则给这个时代最有良知、最有智慧的一批人提供了极佳的机遇，这些知识精英们将成为引领时代发展的中坚力量。92派的下海潮带来了这些在当今中国工商界显赫无比的名字，陈东升、郭广昌、冯仑、俞敏洪、胡葆森、黄怒波等，那么在现有体制下“官不聊生”的你们有没有勇气放手一搏、在智库中重新选择人生的命运呢?
智库的春天已经来临，你听到春的脚步了吗?那么轻盈却又那么清晰地不容置疑。已经长眠的科斯大师倘若有灵，也会倍感安慰吧。时代给予我们绝佳机遇，智库给予我们最好平台，知识阶层的独立已成为可能!士君子欣逢盛世，幸列头角，复遇温饱，必立好言，行好事，成为栋梁与砥柱，方不枉在世百年。智库时代已经到来，智库春天已然来临，请让我们跟随智库、踩着智库春天的步伐而迎接人生的春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