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和历史必然性

        智慧一直是人类永恒的追求，无论何时，智者都是人们尊敬和羡慕的对象；但是纵观历史我们发现，智者往往是在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的时候成批量的出现，如我们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百家并起、群英争霸的智慧星空；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我们又迎来了诸葛亮、曹操、司马懿等群雄竟慧，佛家、道家、儒家等诸家逐鹿的盛况；在南北割据的两宋时代，我们同样产生了心学、理学、气学、新学等诸家争鸣的局面；在明末清初的民族危亡时刻，我们中国历史几乎再一次复现了战国时代的争鸣盛况；同样，清末以降，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的智慧界再一次出现百花齐放的可喜局面。而在和平（这个和平主要是指天下一家、主体意识不强烈的意义，并不定指与军事战争相对的和平）年代，智者群体往往隐没于众生之中，正所谓时势造“智者”也。我们反观西方，其实也是一样，古希腊的正是在城邦崛起的时代产生了穿越时空的智者群体；文艺复兴正是在教权淡出、诸国民族意识觉醒之后。

        因为有差异性主体的存在，相互之间才有利益争取的必要；也因为差异的存在，我们才能看到不一样的世界，产生不一样的思想。智慧，尤其是基于在利益争取的智慧，必然是和主体绑定在一起的，必然是主体之间的竞争体现，而差异和主体意识并生。那么也就是说，差异性的主体越多越明显，对智慧的需求越大。天下分裂、诸国并存即意味着多重差异性主体的存在，因此，此时正是智者崛兴的时代。差异性主体的存在有多复杂，我们对智慧和智者的需求就有多强烈。如果说在农业文明时代，比较显性的主体差异往往出现在国家之间；那么在市场经济时代，随着社会结构超越以往任何时代的复杂化，社会出现了以往不可想象的主体复杂性，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对智者和智慧的需求超越了以往的任何时代。因此，当今社会的“智者”不能再是某一个人，而必须是聚集各类智者组成的不同智库，只有在智库，才能生产处当今满足社会需求的智慧。百年来，西方智库的发展证明了这一观点。

        对于我们中国而言，由于市场经济起步较晚，我们社会的主体之间的分化也较晚，主体的自我认识则更加滞后，但是滞后并不代表不存在；我们分化的速度超越以往任何一个国家和时代，而且在这样一个波诡云谲的世界里，我们对智慧和智者的需求更超越以往任何一个国家和时代，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才呼吁中国特特色新型智库的出现。同样有需求，并不代表满足需求的智者存在，由于历史原因，我们智库产业的发展严重滞后于社会需求——而这——正是已经在智库领域深耕16年的拓维智库的绝佳机会！

        拓维已经厚积16年，社会已经呼唤30年，今后，将是历史提供给我们“薄发”的际遇！！！